预测将来收益能力的标准程度,通常是从过去实物数量。正常价格、营业毛利的一般资料开始,到将来用美元的交易被设计在超出原水平的价格、数量变动的假定基础上。它首先是对国民生产总会的一般经济预测,其次是对工业和公司的问题作专门的适当的预测。
这个方法的意义可以使用1959年出版的书及最新得到的结果来说明。《价值曲线》作为一种投资指南,通过以上概述的方法对将来收益和股利作出预测,并根据过去某种关系,对每个证券使用评价的公式来推断“价格可能性”数量。在第10章表25和表26中,我复制了1959年作出的对1962年至1964年的预测,并且与1963年实际实现的收益、股利和平均的市场价值相比较。
在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所预料的收益和股利有太高的人民币,但是这种过于乐观的倾向完全被比1963年实际发生的市场收益和股利更低的数值的预测所抵消。结果,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1962年至1964年的价格可能性的总指数证明与1963年它的平均价格707美元相当接近(在这个表中,有几个1958年后得到的数字作为替代,但是它们对其后平均的价格波动没有太的影响)。
读者会注意到,一些个别的预测与后来实际情况相关太远。这是支持我的一般观点的一个例子,即集合的或成组的预测比个别公司的那些预测更可靠。也许,理想的证券分析者应该选取三或四家他最熟悉并能最大限度预知其未来走势的公司,把自己和顾客的注意力集中到他所作的预测上。不幸的是,在能够依赖的那些个别几受大错支配的那些个别预测之间事先作出区别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正是投资基金广泛多样化经营的一个原因。的确,与其仅仅因为多样化的理由而把你的利润降到一个二流的水平,不如最好集中在你了解的一种股票上投资。但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不能可靠地做到。广泛多样化的流行,本身就是“选择性”迷信实际被拒绝的过程,对此,华尔街不变地提供口头服务。